【党史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 开启伟大征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

    时间：1978年12月18日-1978年12月22日

    地点：北京

    会议内容：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强调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      

    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邓颖超（女）、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故事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面临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打破思想上的禁锢，尽快扭转局面。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邓小平的思路十分明确。他认为，要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首先就必须打破思想的禁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也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的批评和压制。对此，邓小平认为，这是关系到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大问题，于是旗帜鲜明地给予了支持。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形成为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彻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大大地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      

    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如火如荼，邓小平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先后去了一些省份,引导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从实际出发，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1978年9月，邓小平到东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走了一圈，他自己称之为“到处点火”。一路上，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观点，史称“北方谈话”。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四人帮”要搞的“穷社会主义”荒谬至极，只有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因此，“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许多关于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北方谈话”中实现了破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篇讲话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两篇文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思想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全会重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左倾”错误观点。

    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规党纪，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

    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为把农业搞上去，必须首先在农村实行改革，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      

    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全会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邓颖超（女）、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1982年8月30日中共十二大预备会议予以通过）。      

    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选举产生了中纪委书记、常务书记、副书记、常委和委员。

改  革  

    小岗村秘密大包干——解放农村生产力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

    那张揿满红手印的大包干秘密誓言，宣布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悄悄降临。大包干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僵化体制中解放了出来。小岗村的小小一步，催生了中国农村改革历史性的一大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经营自主。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认为包产到户“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确定下来。      

    1983年，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达到了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干到户。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允许个体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之火被点燃

    1979年4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局长会议，提出各地可以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次允许个体经济发展。      

    1979年底的一天，和温州许多走街串巷、做小本生意的人一样，在家门口摆摊叫卖小商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接到了一个通知——可以申请领个营业执照。她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竟成了“全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

    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开始从全国许多地方陆续传来。虽然人们固有的观念还难以接受“个体户”这样的新职业，那时候的个体户还常常被人们看不起，大家推崇的是国有企业的铁饭碗，然而，中国民营经济的星星之火毕竟已经点燃。  

开  放  

    建设深圳经济特区

    在1978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新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      

    1979年初，广东省委、省政府经过研究后初步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

    1979年4月，习仲勋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对这一建议，邓小平表示赞成和支持。邓小平说：“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出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办经济特区的主张。

    深圳，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渔村，一夜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如今，这里已崛起为经济总量全国第四的现代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邓小平第一次南巡结束：“是否办特区”争论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但由于中国长期施行计划经济，许多人的思想观念一时间还转变不过来。当“经济特区”这一新名词出现时，一些人开始质疑：经济特区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它是不是等于新租界？种种杂音的出现，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和试办特区的城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鉴于这种背景，邓小平同志决定南下视察：“办特区是我的主张，至于办得行不行，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他要去给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一个公平的说法。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悄然来到了南方，在巡视了深圳经济特区后，极少题词的他，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结束了一直以来对“是否办特区”的争论，坚定了特区人改革开放的信心，同时也加快了特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开放14个沿海城市——扩大对外开放

    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他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必须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的政策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一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1984年3月26日~4月6日，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扩大地方权限，给予外商若干优惠政策和措施。      

    5月4日，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同意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厦门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全岛；同时要求进一步搞好海南岛的开发建设。4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行政区。

    中美建交——邓小平“破冰之旅”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联合公报》发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美国终止美台“外交关系”。      

    1979年1月1日，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27天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破冰之旅”，如巨人之手推开封闭的国门；一个重现生机的文明古国，正开始探索与世界互利共赢之路。      

    此时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仅37天。一个刚刚摆脱危难、冲破束缚的东方大国作出历史性重大抉择，迈上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这个抉择不但影响了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更深刻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的结束。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79年春节，山西的一些农民开着拖拉机奔驰在大路上，打着“三中全会好”的标语。

    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从这次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幕拉开，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而载入光辉史册。